没有谣言可以过夜
kicering(hexun.com/kic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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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抗震工作已经进入攻坚阶段，一方面废墟下可能还有生命在苦苦等待救助，另一方面雨后高温使疫病滋生更为迅速。救人和防疫两个战场都必须完胜，而子弟兵、救援队 、医务人员、指挥员都已经精疲力尽。胡总已经顶上温总前线指挥，但愿新补充的兵源和接踵而来的国际救援队伍可以增加救援的速度和效率。这是一场和死神赛跑的智慧与体力的较量。

我这里要谈的是另一个侧面，即在危急关头的信息收集工作。之所以要动笔，是因为原本开放透明高效的救灾工作正被一股逆流骚扰，某些记者不是去把镜头对准那些还处在危险边缘的灾民，不去问他们需要什么帮助，有什么要求，从而促进救灾工作更有效地展开--相反，某些记者开始开小差，离开救灾的主战场，开始追起“谣言”来了。最新看到的是<成都商报>的几个记者，好象叫简强还是什么的，在众多同行战斗在抗灾第一线的时候，却辗转去追查一个老师提醒家人小心可能有余震的电话。在简姓记者看来，这就是“谣言”。

或者有的人会说，大灾当前，任何不实的传闻都有可能造成混乱，都会影响救灾秩序，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对控制谣言是天经地义的，甚至有人把这称为“第二战场”，呼吁对造谣者处以重罪。

然而，这种思想是极其错误和危险的，以控制谣言为借口介入公民的舆论领域，在和平时期或者只是表现为某些官员的刚愎自用，影响也只是象彭水诗案那样的侵犯公民权利，而在当前的危急关头，开僻所谓“打击谣言的第二战场”，那将犯无法挽回的历史错误，是对尚在废墟下挣扎的生命的无耻犯罪。

什么叫“谣言”？青岛那位红钻网友说下大雨淹死了多少人，是谣言吗？看到青蛙都爬上岸来，猜测可能有地质变化，告诉亲朋好友防范，算谣言吗？有些人看贪官腐败很愤怒，编成短信发出去，算谣言吗？不幸的是，在某些地方官员看来，这些就真成了谣言，比如我引用的这个简姓城都商报的记者，他的谣言标准和某些官员是差不多的。

但如果我们细究起“谣言”这个词的话，就会发现，在一个文明法制的国家里，对它的概念范畴做出严格的定义是必须的，因为对谣言的任何确定都意味着对抗言论自由的原则，而这一原则是如此神圣，要想对抗它必须有完备的理由。在我看来，所谓“造谣”必须是具有主观恶意的，明知道是假的却故意传播，且有意扩大传播的行为。这种行为有损于公共利益，所以超出了言论自由的保护范畴，需要承担法律后果。所以“谣言”该是那种被造谣者主观造出来的虚假言论，这种言论混淆视听，迷惑受众，影响决策，因而是必然要坚决取缔的。

但是，我们听到的大多数被扣上“谣言”帽子的东西本质上并不是被恶意传播出来的，最多不过是“瑕疵信息”，即带有部分错误和噪声的信息。这些错误和噪声可能来源于信息源的知识能力不够，取得信息的手段有限，传播过程中的失真，等等。这些信息和那种基于恶意假造的“谣言”不同，其目不是造假和破坏，而是提示和警醒，在形式上具有真实性，含有信息量，具有可借鉴性和可参考性，在实际效果上往往对决策起到修正和辅助作用，而不是混乱视听。这些“瑕癖信息”和人类的进化历史是紧密相联系的，是人类在长期的经验总结中形成了潜意识的自我保护，是人类作为动物种群互相提示，互相帮助的天然本能，是形成社会动物后团结协作，风险共担的养成能力。这种本能和能力使人类在上亿年的发展进化中克服了各种灾难，发展成为现代文明。“言论自由”本质上即是保护人类的这种交流互助抵抗风险寻求进步的本能。因为不论到任何时候，人类对自然的认识都是有限的，所获得的信息都是残缺不全的，“言论自由”原则保障了残缺信息可以不被追究地发出，而当所有人都能把各自的信息贡献出来，社会的总体信息就会接近真实。相反，如果看到一个不完整信息就说他是谣言，人人都不敢贡献出各自的信息--因为没有一个人的信息是完整的---那整个社会的决策能力就会下降，这个社会就有被淘汰的危险。

那么，如果真的有谣言出现，在一个人人可以自由表达的社会里会发生什么呢？如果你是这样社会里的人，面对众多真实的信息，一份谣言摆在你面前，你会相信哪一个呢？很显然，再高明的造谣者也不能把谎言编的“比真的还象真的”，你当然不会相信这些编出来的谣言了。反过来，如果一个社会把谣言定义的很宽泛，甚至有官员指鹿为马，把不利于自己地位的信息都当作谣言加以打击，那么公民的“瑕癖信息”很可能因为怕触范红线被指成谣言而不敢发出，社会的真实信息就无法形成。老百姓失去了参照和比较的标准，谣言反而更容易流行起来。这就是我们常说“谣言止于公开”的道理，也是我们的标题意义所在，即“没有谣言可以过夜”--任何编出来的故事在开放的社会里是不能骗人很久的。

我之所以要在抗灾的关键时期长篇大论地讨论谣言的问题，是因为信息的流通和透明在救灾过程中是如此重要，信息就是效率，信息就是生命。有了全局的信息，决策就会更迅速，更恰当；有了具体的信息，我们就可以更容易发现灾民，实施更有效的营救；有了批评的信息，我们就可以找到工作中的弱项，及时调整，救更多的人。这也正是军队进入之初总理要求先派员执行侦察任务的原因。然而，在这种突发灾难面前，信息的残缺非常明显，没人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有余震，没人知道哪里究竟埋了多少人，埋的多深，是死是活，没人知道水坝是否绝对安全...在这种不残缺的信息面前，如果都象成都商报的记者那样，随意抓起一个打错的电话就当作谣言，甚至放下手头的灾民不顾去找谣言源头，那又怎么能发挥信息的集中参照优势，怎么能从众多残缺不全的信息中勾勒出一个较为客观和全面的图景呢？比如，如果大家听到了些余震消息，且不管是从哪里来的，却因为怕被当成谣言不敢示警，那会有多少救人的官兵处于危险之境？如果有人从不同渠道(比如某个有经验的农民)知道了水坝有危险的消息而不敢说话，那总理和总书记又怎么能及时调配力量，防患于未然，那将置中央首长的安危于何地，置数万官兵的生命于何地，置已经灾难重重的四川人民于何地!

就拿成都商报记者抓的这个“七级地震谣传”来说，这条信息本来就是亲友之间互相提醒的，并没有公共流传，如果不是打错电话简记者还不知道呢，这能叫“谣言”吗？有造谣者专告诉亲朋好友的吗？好，就算现在你发现了有人认为有可能发生七级余震，你最该做的是不是去地震局查问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如果没有，再去请教一下这个信息是怎么来的，是否真有可能(毕竟地震局已经自我证明他们不是很灵)，如果确有危险要马上报告首长，做出预警。事实上余震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五级六级七级谁也是说不准的事，就算最后没有发生，那也是地震预报的常理。这种信息一没有主观恶意，二没有广泛传播，三不可能造成更多损失，你姓简的记者怎么就跟抓住了一个小偷一样兴高采烈地去商报领赏？你是真的想救灾，还是想当东厂的特务？要是这次真的发生了大的余震，忙于抓造谣的商报，你想过总理和救灾官兵的安全了吗？僻谣的事不是没人干过，到现在那帮人还把脑袋放裤裆里等候处理呢。

最后我们要说，在这次灾难面前，我们国家表现出少有的开明和开放，特别是深度的“媒体总动员”，中外记者一起见证了中国高效的救援指挥和神勇的救援官兵，中国的努力获得了世界各国的一致称赞。然而，我们得到的称赞绝不是抓造谣者抓出来的，相反，是放松信息管制，允许信息迅速自由流通的结果。在这样的透明面前，谣言无处容身，而一些不完美的信息也马上会被相关其它渠道的信息补充完整，从而形成最有效的信息流。如果都象简姓记者一样去抓造谣的，那我们不知要多死多少人：新浪上就有不少消息，说哪哪村庄等待救助，绝对有残缺，姓简的如果再想抓造谣的人，一抓一大把。

有没有真正的谣言呢？有，那些用假短信要钱的，设局骗捐款的，这些可全算是谣言，记者同志们有认真去查的吗？还有一类谣言，传说2008年不吉利，会有无妄之灾，有信的吗？

祝愿更多灾民因为这次高效的信息流动而获得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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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揭开成都有7级余震谣言出炉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