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语政策可以休矣
kicering(hexun.com/kicering)

国家计生委近日对计生标语进行清理，规范，把一些“过气”标语清除，推出190条新标语，比如“坚持科学发展，构建和谐计生”，“人口素质高，小康早来到”，“关爱农民工，情暖千万家”。这些新标语和国家最新政策挂钩，和社会流动人口现状挂钩，甚至和全球化的大背景挂钩，比起"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结贫穷的扎，上致富的环"这种粗俗劣质的标语自然要好的太多了。

在国外是没有这种大字报式的标语的。会有一些小字打在垃圾桶上，如 "Keep NYC clean",或在公交车站提醒"No smoke stubs"和报警电话，或在竞选时有人打印些小宣传画支在公园显眼处，写着"Support Democracy"。那种弄几个大字拉条绳串起来的横幅(banner)，上书“爱岗敬业，争创文明卫生城”样式的标语极为罕见，就算有，也只会在游行队伍里由人举着，散场带走。至于在人家墙上画上“少生孩子多种树，少养孩子多养猪”，肯定要吃官司的。

有一次我问一个老外明年来不来北京看奥运，这家伙2000年来北京参加过一个国际会议，说对北京印象很不好，我问是不是人太多，他说人多倒没什么，最受不了的是北京宾馆里到处都要钱，街上到处是标语。我只好跟他说，明年再来就不会这样了。可是，我们真的改变了很多吗？起码标语还是随处可见吧。

有点儿什么动静，事儿还没干，标语先行。为什么我们这么热衷于标语治国呢？难道就因为汉字个头儿一样，好拆好连？

不能不说，标语确实起过积极作用。建国前，民智未开，老百姓文化水平低，斗大字识不了一箩筐，弄几个通俗的标语把主要意思讲出来，言简意赅，好记上口，有助于老百姓理解党的主张，支持革命。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到来，标语在继续起着政策宣传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灾难。文革时各种标语满天飞，假大空，诳骗诈到了极致。一些极其鄙俗极其恶劣的标语就产生于这个时期，象"对走资派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在偏远地区怕现在还留在老房子的墙上。改革开放后，人民的文化水平已经有很大提高，标语所起的积极作用已经越来越弱，从这时起，标语就该退出历史了。

之所以直到现在标语政治还是大行其道，以致堂堂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计生委还在绞尽脑汁免为其难地总结出190条顺口溜出来，是因为有关部门的悍政，浮政，懒政，媚政。

首先，悍政。在文明国家，一个政策的出台有公民的普遍参与，不可能谁坐在办公室里拍个脑袋就成为政策。这种先期参与过程中的各种讨论，辩论，交锋就是最好的宣传。在这些国家，你经常看到有些志愿者到街上发小册子，呼吁人们支持某一政策。这种公民参与的结果，不仅起到口号无法达到的宣传效果，政策本身也有深厚的民众基础，也就用不着再拿着标语满街贴了。在中国不同，不少政策都是自上而下来的，一些部门想一出是一出，根本不管是不是符合纳税人利益。闭门政策出了门没人知道，当然必须先造起声势来和人混个脸熟。殊不知，如果是好政策，以中国人现在的识字水平和趋利能力，就算不宣传也必然解个明明白白，如果是与民争利的抢钱政策或和老百姓风马牛不相及的空洞政策，就算喊破了喉咙，该不满意的还是不满意，该不在乎的还是不在乎。标语就管用吗？

第二，浮政。标语之所以存在，那必然是政策有所变动，之所以标语不断，那必然是政策变个不停。西方国家任何有关民生的政策几乎都必须成为法律，经过国会批准后才生效，所以他们的政策是有逻辑上延续性的，就算换了一届政府也不能乱改。可在我们这里，生活中的常识是政府法规优于法律，部门规章优于政府法规，地方政府的土政策又要优于部门规章。拿着县政府红头文件当法律的比比皆是。这么多非法律意义上的法律在中国大行其道，如果没点儿标语宣传，似乎还真不知道谁都在说什么。

第三，懒政。美国少有标语，但和政府决策部门的沟通相当便利。通信，email,电话，都在yellowbook,网上，报纸里公布的清清楚楚，你有任何疑问和不满都可以直接和他们联系，政府公务员直接给你当宣传员，他们就是政府的标语。中国呢？虽然现在也渐渐改进，恐怕做的还差的太远.公仆们懒得自已宣传，当然就贴出标语去了。这和稻田里混鸟的草人作用是一样的。

第四，媚政。这才是很多标语出台的主因。标语很多不是给老百姓看的，是给上级看的，以示自已干的轰轰烈烈，紧跟上级意愿，把握时代脉博。不然怎么会把计划生育这么认真地和“和谐社会”结合起来，而不是象以前一样和“五讲四美”结合起来？至于那些“欢迎某某领导莅临指导工作”的标语，则完全是在拿着纳税人的钱,占用公共空间和公共注意力，公开溜须拍马，言之亦耻。

有这种辛苦想口号的工夫，多少工作都干完了。比如计生委，不是还有无数产妇花不起钱上医院，只能在私人小铺里生产，不是还有不少未婚先孕的少女得不到卫生救助，在黑诊所里受到摧残吗？你们不是没事儿可干啊。